尋道共富：浙江“首富村”的“大鍋”與“鴛鴦鍋” | 電訊年終報道
來源：12月30日新華每日電訊 作者：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劉荒、李平 與國内其他“明星村”相比，航民村更像一位卸妝的名角：雖低調而謙和，卻難掩浙江首富村的王者風範。 這個面積隻有2平方公裏、戶籍人口1275人的村莊，不包括個人家庭财産在内，全村人均占有淨資産超過75萬美元，比全球人均最富有的國家還高。 改革開放以來，各地“明星村”的緻富故事大同小異，多是“政策+能人+集體經濟”的經典腳本，航民村也不例外。 俗話說，賺錢不易，分錢更難。這個蕭紹平原上“全村沒有暴發戶，家家都是富裕戶”的村莊，在集體産權制度改革上獨辟蹊徑，走出一條差别化共同富裕的道路。 浙江航民實業集團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航民集團）董事長朱重慶形象地說，我們既有村民共享的“大鍋”，更有幹事創業的“鴛鴦鍋”，這樣路子才越走越寬。 對于記者“共同富裕是否完成”的追問，這位年屆七旬的“領頭雁”輕輕擺手：“有很多難關要過，不少新東西要學。”他語調平緩，絲毫沒有曾問鼎第二屆全國十大傑出青年的氣派。 時間從來不語，卻回答了所有問題。30年前，不少城裏人來航民村給農民打工；30年後，航民村的農民都成了上市公司的股東。 航塢山下，共同富裕的旋律早已響起，先富起來的航民人，舉起“富了口袋富腦袋”的旗幟，打造差别化共同富裕升級版，爲浙江共同富裕示範區再探新路。 航民村豐收宴。沈雷攝 村民住别墅，家家都是富裕戶地處錢塘江南岸的航民村，隸屬于杭州市蕭山區瓜瀝鎮，是浙江省最富裕的村莊之一。 深秋時節，走進田園廣場50畝稻田中央——白色穹頂下600多平方米的空場，是村民喝茶聊天、休閑鍛煉的好去處。 環顧稻浪金黃的田野，一排排三層樓高的别墅群、熱鬧繁華的商業街，令人驚歎還有這麽富裕的村莊。 村民朱建生指着眼前的稻田說：“我們吃的、住的都不比城裏人差，出門還能看到田園風光，你說航民村農民幸福不？”笑談間，自豪的神情溢于言表。 村委會主任陳國慶扳着指頭算得更清楚，村民靠勞動收入和股權分紅，都住上了庭院式樓房和别墅，人均居住面積超過100平方米，家庭轎車擁有率90%以上。去年，村民人均年收入達到7.6萬元。 這裏從幼兒園到大學實行免費教育，上大學還享受獎學金和生活補貼。毫不誇張地說，航民人從産房到墓地都有福利保障。 “每個村民一年領取3000元的福利費，到退休年齡後福利費翻倍。”陳國慶補充說，對村裏未繳納社保的老人，按每月1500元或2148元的标準發放養老金。 據《航民村志》記載，相傳越王勾踐曾采石于此，在錢塘江邊修建船塢，先民遂稱附近山丘爲航塢山，聚居地亦得名“航民村”。 上世紀70年代末，這裏是一個倒挂戶多、缺糧戶多、未婚大齡青年多的“三多村”，人均年收入僅148元。 “那時候，人均不到半畝田，大多住的都是土坯房，連基本溫飽都成問題。”今年70歲的村民沈炳榮回憶道。 航民村的“硬核”緻富故事，從1979年創辦漂染廠開始。 “靠村裏東拼西湊的6萬元錢，外加6萬元信用社借款，辦起了村裏第一家集體企業——蕭山漂染廠。僅3年時間，利潤突破100萬元。”朱重慶作爲第一任廠長，成了航民村的緻富帶頭人。 他們沒有沾沾自喜，而是探索“養雞生蛋”：将利潤15%留作村用，85%用于擴大再生産，先後成立織布廠、染料化工廠。 從1987年起，航民村印染企業挺進原料産地和銷售市場，在廣東順德、遼甯海城等地布局建廠，謀求更大的發展空間。 “我們圍繞缺什麽補什麽，又相繼辦起了熱電廠、紡絲廠、海運物流等上下遊産業鏈。”航民集團副總經理高天相介紹說，航民村共擁有全資、控股和參股企業28家，企業職工1.2萬餘人。 1998年，航民集團聯合萬向集團、杭鋼集團等6家企業，共同成立由航民集團控股的浙江航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航民股份）。2004年8月，航民股份成功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。 如今，航民集團旗下的6家印染公司，已建成全國最大的紡織印染基地之一；黃金飾品年加工産能達到80噸，位居全國第三。紡織印染與黃金首飾的雙主業格局，占集團年度總利潤的73%左右。 截至2021年底，航民集團全年完成工業總産值144億元，銷售收入近152億元，實現利潤9.7億元。 從目前航民村的實力看，穩居全國富裕村前十位之列。 航民村工業園區夜景。陳國龍攝 村民變股東，桃子熟了怎麽分早就聽說航民村人人都有股權證書，親眼看到這個被村民喻爲“會下金蛋的母雞”，還是在退休的創業元老沈寶璋家裏。 這本紅色封面的證書上，印着“投資權證”幾個燙金大字。裏面還詳細記錄每一次配股時間和額度。作爲村委會頒發的股權憑證，它奠定了全村人共同富裕的根基。 如果說，當年創辦漂染廠是航民人“做大蛋糕”的轉折點，翌年的利潤分配便成了他們“切分蛋糕”的平行線。 據朱重慶回憶，當年扣除本金後還剩2萬元利潤，村裏決定給四個生産隊各5000元分紅。“集體企業賺錢了，得先給老百姓一些油水，他們也盼着嘗嘗肉的香味。”他早就吃透了鄉親們的心思。 共同富裕上路了。 随着村辦企業越做越大，資金積累越來越多。1998年，航民村集體淨資産高達3.25億元，一躍成爲浙江的“首富村”。 彼時，各地都在推進産權制度改革。一些口袋剛鼓起來的航民村民，心思也跟着多起來：“都說集體經濟人人有份，卻又像天上的月亮一樣看得見摸不着，啥時候能像太陽一樣溫暖千家萬戶呢？” 朱重慶、沈寶璋等幾位村幹部帶隊，花費一年多時間反複調研、廣泛征求意見，最終确定将56%淨資産交由村集體控股，剩下44%量化到個人的股改方案。 談起這段集體産權改革曆程，朱重慶打開了話匣子，繪聲繪色地講起自己當年遊說村民的“桃論”—— 假設一棵桃樹上結了10個桃子，應該分給“土地公公”4個，沒有土地種桃樹，别的都無從談起，這個“土地公公”就是村民；還有4個桃子分給勞動者，沒有他們辛勤澆水、施肥和養護，也不會結桃子，這些人就是企業職工；剩下兩個桃子是管理和技術人員的，從選種、嫁接、剪枝到采摘，都離不開他們的努力和付出。 這個通俗易懂的分桃方法，就是村齡占40%、工齡占40%和管理占20%的二次量化分配比例，确保航民村人人有股份，個個是股東。“這麽多年了，老百姓仍然覺得這個方案過硬。”朱重慶回憶道。 大隊會計出身的朱重慶，喜歡用核算工分的老辦法，向村裏人解釋股權由來：“口糧”是村齡股，航民村人人都有份；“勞力”是工齡股，在廠職工才算數；“肥料”是貢獻量，按管理者和技術人員職務職級評定。 爲避免平均配股和免費贈股的弊端，他們對3.25億元淨資産按1元1股進行量化，其中44%部分按“買一贈三”優惠給1500名村民和企業幹部，股權認購率達到99.86%，募集資金3580萬元。 “當時社會上也有非議，指責說村民持股就是轉私。”沈寶璋追憶産權制度改革時的壓力，“我們就堅持兩條，一是村幹部不能多吃多占，要對老百姓公平；二是要起到凝聚人心，促進發展的作用。” 村民朱建生今年60歲，是村辦企業的中層幹部，村齡、工齡和貢獻量股權都疊加認購過，每年能拿到個人股權分紅4.3萬元。 “我們兩口子最近一次配股，把額度都讓給兩個女兒買了。”朱建生一家6口人，共有119.84萬股，每年股權分紅10.78萬元。 從1999年至今，按照5年一次配股原則，航民村進行了5次配股，共籌集認購資金1.6552億元，累計分紅3.85億元。自2006年後，村集體股權下降爲51%，村民持股比例升爲49%。 李林達2002年入職航民集團，是一名非航民籍的集團部門負責人。他曾四次參與配股，認購19.61萬股，每年分紅1.76萬元。 “如果我一直工作到退休，子女可以繼承股權；若提前離開航民集團，公司會按原價回收股份。”他不無自豪地坦言。 目前，村民人均持有内部股權19.21萬股，人均年分紅1.7萬元。360名非航民籍企業幹部，共持有3327萬股。 縱觀航民村“以工帶富、聯股聯心、上市發展”的共同富裕之路，可以說既是幹出來的，也是“分”出來的。 航民村農業機械化收割。陳國龍攝 村民福利好，收入不吃“大鍋飯”記者30年前第一次來航民村，看到不少城裏人到村裏打工，頓時腦洞大開。再聽到朱重慶講話中列舉村民享受的各種福利，更是羨慕不已。 彼時，朱重慶剛榮膺第二屆全國十大傑出青年。各地前來參觀學習的人很多，對航民村福利之好都交口稱贊。 然而，福利的“大鍋飯”也帶來新挑戰：村裏給每家安裝一部免費電話，有人專打收費的聲訊台點歌，一天花掉幾十元；他們爲每戶接通免費自來水，有人開着水龍頭聊天，浪費一點都不心疼。 目睹這些弊端後，村裏注重改善福利分配機制，從“免費制”向“分餐制”、實物化向貨币化轉變，在村民中大力倡導“基本生活靠集體，發家緻富靠個人”的奮鬥觀念。 對集體産權進行量化改革，無異于是對福利制度的轉型升級。如今，村民的福利支出主要來自集體股權分紅。 據陳國慶透露，村裏每年可從航民集團獲得5000萬元左右的股權分紅，2500萬元用于村民發放各種福利補貼，2500萬元用于村集體建設和保障村兩委運行。 去年，大學畢業生徐慶虹回村參加工作。當年她接到錄取通知書後，村裏獎勵一萬元獎學金，每年還報銷8000元學費，發放2400元生活補貼。 “大學期間，靠村裏各類補助和學校的獎學金，我基本沒向家裏要過錢，室友都對我們村的福利羨慕不已。”徐慶虹回憶說。 據統計，全村已有200多名大學生接受村裏資助，但像徐慶虹一樣回鄉的并不多。 幾年前，沈炳榮和村民一起到國外旅遊，日子過得滋潤。老兩口退休工資加上分紅、福利費，一年收入10多萬元。 “我們不光有村民共享的‘大鍋’，更要有幹事創業的‘鴛鴦鍋’。”朱重慶深有感觸地說，整個集團約有300多個村民在崗，收入都按企業效益和工作業績發放。 2008年前，村民張迪飛在浙江一家外貿企業工作。因外貿形勢變化，決定回老家，現在熱電公司負責倉儲管理工作。 “企業中層幹部一年收入三四十萬元，普通職工在效益好的企業，全年收入也不過八九萬元，整體不高。”全年5萬多元工資收入的張迪飛，薪酬滿意度并不高。朱建生也反映說：“同在航民集團下屬企業，職工與職工之間，尤其管理層與普通職工之間，收入差距還是挺大的。” 此前，他曾在航民紡絲廠工作，還當過質量管理科經理。由于企業效益不佳，一年收入五六萬元，“兄弟企業同層次的管理人員，有的一年收入四五十萬元”。 “這些年沒攢到什麽錢，一直沒在蕭山城區購買商品房。”說這話時，朱建生流露出些許落寞的神情。 航民村田園廣場。陳國龍攝村民變市民，尋找新的引潮力記者在航民村蹲點調研期間，正趕上錢塘江觀潮的最好時節。 “弄潮兒向濤頭立，手把紅旗旗不濕。”在錢塘江南岸的航民村看來，這個号稱“世界三大潮汐”的天下奇觀更像是一個隐喻。 走在華燈初上的航民村街頭，腦海裏不時浮現出被村民們抽象過的太陽、月亮等詞彙，聯想到不遠處日月合力澎湃而來的錢塘潮，不由得感慨萬千。擡眼望去，已是群星璀璨，若隐若現…… 生活富裕和産業興盛固然重要，但并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。航民村還需要尋找新的引潮力。 随着長三角城市群快速崛起，日新月異的航民村已脫胎換骨：農村與城市的界限正在模糊中消失。村莊變社區、村民變市民的現代化進程已成爲大勢所趨，僅剩如何打破城鄉二元體制的壁壘了。 航民村村貌。（圖片均由受訪者提供） 令老一輩航民人困惑的是，村裏長大的孩子們并不願意回來，除了就業機會與所學專業不匹配外，按部就班的傳統産業、單調而安逸的鄉村生活，根本無法拴住年輕人向往外部世界的雄心。 “現在村裏企業招工，很難招到本村的年輕人！”受訪的企業負責人向記者證實。 如今已被城市包圍的航民村，面臨産業發展受限的難題：公司印染、熱電等産業已達到産能極限，很難創造更多的物質财富，隻能通過多元投資布局來彌補。 高天相坦言：“我們印染和熱電企業的利潤，占整個集團六成還多。爲了破解産業結構落後等問題，除了打造黃金飾品加工業，我們還投資一些新能源、高科技企業等。” 在瓜瀝鎮原黨委書記李國平看來，航民村的整體建設與城市無異，但仍沿用農村的管理體制，已經遇到農民變市民、工業園區騰挪發展的問題。瓜瀝鎮要繼續發展，也面臨土地制約的問題。 “政府方面考慮在錢塘江畔的一個區塊，爲航民村謀劃750畝的産業騰挪地，”李國平說出政府的打算，并設想鎮裏可以從中拿一部分土地來搞開發，一部分留給航民村發展新興産業。 除了外部的轉型困擾，航民村内部改革也迫在眉睫。由于集體産權制度約束，他們在投資發展方面也面臨不少壓力。 “有時篩選項目甯願錯過，也不願錯投，集體資産我們不敢虧，也虧不起。這也是看不見的損失。”朱重慶坦言，這也是航民村産值和利潤增長緩慢的原因之一。 村民個人持有的内部股權，隻有收益，沒法交易。他們原來考慮村民退休後，可以内部轉讓部分股權，随着年齡增長擴大轉讓比例。後來因爲涉及個人所得稅，又要核定淨收益，所以沒有真正實施。 “航民村資本和産業已經走向全國，村民股權自由流轉和處置方面有待改革，是決定航民未來發展的關鍵。”高天相說。 全面深化集體産權制度改革，擴大村民持股比例，推進股權自由交易，讓每個村民都變成權責一緻的投資人。他們從看到月光、得到陽光到滿天星光，或許這一變化将成爲航民村高水平共同富裕的轉折點和引潮力。 秉持“做大做強不做空，創業創新不闖禍”原則的航民村，至今有30億元的資金趴在賬上。2015年提出到2020年力争實現年産值200億元、利潤12億元的發展願景，至今仍未實現。 “航民村的政策不能幾十年不變，未來如何将死的股權變成活的資本，正是我需要思考的問題。”朱重慶的神情凝重起來。 李國平的父親曾任航民集團下屬企業負責人，他自稱是半個航民村子弟。對如何處理集團公司與航民村委會的關系問題，他也有更清醒的認識：不能“企業大黨委、航民小村委”，我們也希望通過加強黨建，将這種格局改變過來。 群衆對幹部最重要的是信任，這種信任也随着年輕一代村民的成長而變化。“航民村創業40多年，老百姓對朱重慶很放心，等他退休了，還會不會這麽放心？我們也不敢保證。”陳國慶說。 面對這些發展中遇到的新問題，朱重慶緩慢而有力地說：“未來，航民村需要刀刃向内的自我改革。好比一個雞蛋，從外面打破的是死亡，而從裏面打破的是新生。我們不能赢了對手，卻輸給時代！”
2023-01-01
